吴语为什么衰落了?一个只会说普通话的吴语区90后自白

来源: | 作者: | 浏览次数:次 | 发布时间:2019/3/28 0:31:42
大一的寒假,第一次过年回家,父母带我拜访久未见面的家族长辈。他们给我切水果,热络地询问在北京生活怎么样。我在脑海里用普通话过了一遍要说什么,正想翻译成方言,却发现我的方言语料库空空荡荡。在北京的半年像把剃刀,把和家乡有关的一切全都剃平了。
 
小学四年级后,我没有再说过方言
 
在我十余年的“好学生”生涯中,扎着一根隐秘的刺。
 
我出生于江苏无锡的小镇。四年级,我从乡镇小学转到一所区里的重点小学的“实验班”,这个班只接受入学摸底测试前35名的小孩,教学质量骄人。入学后不久,一次交家庭作业,小组长挨个座位来收,我正在补上作业本上的名字。“快点交。”小组长催促。我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:“晓得个。”
 
空气瞬间凝固。我抬头,小组长——一个个子矮矮、虎头虎脑的小男生——退后了两步,用手颤颤巍巍地指向我:“你居然说‘土话’!”“土话”在我们那里指代方言,有点上不了台面的意思。他的音量不算太高,但足以让周围人都回头看我,涟漪似的,越来越多的同学注意到了教室一角的骚动。我又低下头,感受到35双鄙夷的眼睛粘在我的背上。
 
后来我才知道,讲“土话”是可以举报的,要被拉去受老师批评。讲“土话”的我是闯入者,是“乡下来的”,是没有受到社会规训的野蛮人。
 
之后,我因为“字写的太丑”、“没有掌握课外要学的英语单词”都得到过罚站的待遇,但面对老师的质询,我通常选择沉默。我还没熟练习得普通话,开口,对我而言是更大的羞辱。
 
2013年,加雷斯·贝尔以天价加盟皇家马德里,很多人,包括他自己,都把他视为球队未来的领袖,C罗的接班人。然而6年过去了,贝尔非但没有接过C罗的衣钵,反倒已经到了离队的边缘。究其原因,一个重要的点在于这个英国人一直没有学会西班牙语。语言在球队更衣室里构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,把他和其他队友区隔成了两类人——既然你连和我们一起无障碍地聊天说事都做不到,谁又能放心在你的带领下上阵厮杀呢?
 
 
于是乎,贝尔这几年来一直形单影只,闷闷不乐。我在他身上也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影子——临近毕业的一场班会上,同学们一个个来到黑板前,写上自己最好的朋友的名字。意料之中,没有我的名字。我是那场班会的轮值主持人,站在讲台边附和地笑,像一个任人扫射的靶子。
 
看书是我在青春期里能想到的最快乐的事。我以第一名从这所小学毕业,与此同时,我没有再说过方言。
 
父母讲方言,我回以普通话
 
听说热播剧《都挺好》的背景设定在苏州,我抽时间看了两眼。第一集,金鸡湖两岸、东方之门 、国金中心再到同德里,苏州特色建筑群依次展现,配乐也用苏州评弹点缀。正想感叹制作团队用心了,角色们一开口,就觉得有些不对:这怎么都是一口地道的北方口音呢?
 
除了这种违和感,让我感到不适的,恰恰是这部剧(也许无意中)折射的尴尬现实。网上曾经热传一张“6-20岁能够熟练使用方言人群比例”。图中,其他方言大抵维持在50%以上,一到吴语区就发生了坍塌:最高的是上海22.4%,最低的苏州是尴尬的2.2%,几乎能和97.5%的重庆凑个整数。
 
 
同病相怜、但情况稍好的还有福建。不过福建向来以方言复杂著称,有“隔村不识音、隔山说不通”的说法。吴语区地势平坦,遍布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福建六省,使用人口接近一亿,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非官方语言。因此,这个困惑也就显得更加吊诡:为什么吴语衰落得这么厉害?
 
吴语区常和粤语区并置,同是经济发达领域,方言却走向了两种命运。初到广州和香港,印象最深的就是地铁里的粤语报站,语调好听,连我一个外人都能感受到那份城市荣誉感。苏州曾推行过部分公交线路的吴语报站,后来又逐步取消。在轨道交通公司工作人员的回复中,称“‘普通话+英语’的形式符合国家通用语言的规范要求”“苏州话发音存在较大的差异”。
 
江浙一带的方言相互间存在差异,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。但这种差异,并没有大到相互听不懂的地步。我曾经去浙江湖州采访一桩凶杀案,当地的村支书客套地询问我是哪里人,我答曰江苏,她便放心地和其他同事用方言聊起了天。尴尬的是,我几乎都听得懂;更尴尬的是,她一边微笑,一边抱怨“怎么又来了一个记者”“就让他在这里等着吧”;最尴尬的是,我得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,睁大了一双无辜的眼睛。
 
吴语区能分为太湖片、台州片、宣州片等8个片,以太湖片最为典型。片内能够较为通畅的交流,但多数吴语区人士并不知道。我的同事诗婕(一位在新天地拥有老宅的上海富婆)曾用不可思议的语气反问我:“你听得懂上海话?”
 
 
见《中国语言地图集》2012年版,第13页。
既然相互都能听得懂,那为什么吴语就越来越少人用了呢?为了解答这个疑惑,我和北大中文系一位研究方言的博士生聊了聊。她叫黄冬,电话那头,她告诉我她来自海门,也讲吴方言。我的第一反应是:“海门不是苏北的吗?”印象中,那里已经是中原官话区了。
 
江南地区自古富庶,早早发展出成熟的市民社会。经济普遍发达,与此同时行政区划四分五裂——结果是,无法确立标准语言中心。大家都相互瞧不起似的,苏州话被说“娘娘腔”,杭州话是“北语残留”,温州话更被叫做“鸟语”。反观粤语,早早确立了广州话的标准语地位。
 
语言作为文化象征,既是寻找同类的信号,又是押在鄙视链上的筹码。在素有“大内斗省”之称的江苏,风气尤甚。我家位于无锡和苏州交界,方言同样是处于两地之间的尴尬位置。
 
周末,我妈带我去市里上少年宫,下课了偶尔会去商场逛街。女装店店员多是爱嗑瓜子的本地大妈,她们会热情地用方言招呼:“伊件衣裳阿欢喜个(这件衣服你喜欢吗)?”有时,我妈简短地用镇上的方言询问尺码颜色,有时就干脆讲普通话,装成一个来此打工的外地母亲。店员恍然大悟似的,换上冰冷的口吻:“那就随便看看吧。”而我在旁观察她的表情,沉默不语。
 
既然方言让人不适,那干脆说普通话不就得了?有个笑话在吴语区广为流传:一个无锡人和一个常州人碰面,开口必讲普通话——谁都不想让对方觉得自己“土”嘛。久而久之,方言就用得越来越少。
 
还有人从语言学的“实用性”来解释吴语的式微。当使用普通话具备足够的实用性价值时,人们就没有动力去学习当地方言。而这常常和外来人口数量有关。我妈是小学语文老师(就在我原来就读的那所乡镇小学),现在班上的36名学生中,28名来自外地。2009年,南京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,苏州市外来人口子女中73.4%表示自己“完全不会说苏州话”,而当年,苏州市外来人口已接近城市总人口的一半。大量的非本地学生,使本地学生更多使用普通话以便于交际。
 
这项调查得到了两个结论,首先是“普通话的主体地位基本确立”,其二就是典型的“双层语言现象”:在公共领域使用普通话,在家庭领域使用苏州话。但和上一辈相比,年轻一代在家里使用苏州话的频率也已大大降低。另一项对上海中小学生的调查则说,从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间,自评能“流利、准确”使用上海话的孩子从54. 3%降到28.1%。
 
而像我这样对讲方言有阴影的孩子来说,和父母的对话通常以他们讲方言、我回以普通话的奇异形式进行:
 
“学堂里阿有啥个好白相的事体(学校里有什么好玩的事吗)?”
 
“老师说,下周出去春游,等会我们一起去超市买零食吧。”
 
“跟同学讲方言,我会觉得特别奇怪”
 
17岁,我到北京上大学,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,讲普通话天经地义——再也不用承受方言歧视的困扰了,这给我一种抹平沟壑的快感。即便有一些差异,也显得无关紧要。我的舍友有一位贵州人,一位海南人,每次和家人打电话,他们都可以安之若素地待在宿舍里——反正就是两片嘴唇上下翻动,说着谁也听不懂的家乡话,完全没有隐私的顾虑。而我则需要搬张凳子到阳台上,锁上门窗,普通话飘散在月明星稀的夜里。
 
这份自以为是的轻松没有维系太久。一次社团活动,坐我旁边的一位四川姑娘正和我聊着,猛然抬头,冒出来一串噼里啪啦的四川话。原来是另一个四川女孩过来了。她见我一愣,大笑着向我解释:“我是成都的,她是绵阳的。”
 
这是我全然陌生的社交经验。1990年代,国家在中小学推广普通话教育,吴语区开展地如火如荼。在我的学生时代,教室墙上总贴着“学好普通话,方便你我他”、“说好普通话,朋友遍天下”、“说普通话,做文明人”等各类宣传标语。而我总是不解:为什么说方言,就做不了文明人了呢?
 
 
大学里,我也会遇到很多来自江浙沪的同学,却从未因此感到更加亲近。四川、安徽、广东等省份的“文化研究协会”在学校搞得风生水起,而我甚至不知道是否存在一个我可以加入的地域社团。前段时间,我的同事诗婕去采访喜剧演员金婧。她做了功课,知道金婧是上海人,于是以“你是上海人吧?我也是”来暖场,金婧惊讶了下,然后感慨:“那我们在北京一定过得很艰难。”两人相视一笑。但全程都没有说过一句上海话。
 
研究方言的黄冬说,她可以和亲戚讲方言,但“要跟一个同学去讲方言的话,我会觉得特别奇怪”。她的忧虑是,只要一代人不习惯和同龄人讲方言,当他们未来和同龄人组成家庭,方言就会在家庭领域缺席——下一代就再也没机会听到和使用方言了。
 
这就是语言学中的“语域理论”,一旦家庭中使用的语言都转变为普通话,这门方言也就接近消亡了。
 
我的方言语料库空空荡荡
 
语言是大众文化生活的媒介。提及方言文化,粤语总是被首先想到的那一个,香港电影、粤语歌和TVB功不可没。但很多人并不知道,吴语也曾是东亚的一块文明高地。日语的形成就受到吴语的重要影响,而到近代,上海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的实质中心,宋庆龄在亚太和平会议上发言所用的就是上海话。
 
鲁迅、蔡元培、朱自清、瞿秋白、郁达夫、徐志摩、王国维……统统来自“包邮区”。吴语也几乎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标榜身份的“暗语”,如胡适所言:“三百年来凡学昆曲的无不受吴音的训练……除了京剧文学之外,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。”
 
胡适的预言并未成真。在过去的七十年间,吴语及它背后的文化肉眼可见地衰败下去。在我青春期的广泛阅读中,印象里把吴语落到纸上的,居然只有躲被窝里偷偷拿手电筒照着读的《天龙八部》。即便移居香港数十载,生于江南的金庸也对家乡话念念不忘:
 
那少女嫣然一笑,道:“啊唷!我是服侍公子抚琴吹笛的小丫头,叫做阿碧。你勿要大娘子、小娘子的介客气,叫我阿碧好哉!”她一口苏州土白,本来不易听懂,但她是武林世家的侍婢,想是平素官话听得多了,说话中尽量加上了些官话,鸠摩智与段誉等尚可勉强明白。当下鸠摩智恭恭敬敬的道:“不敢!”(金庸按:阿碧的吴语,书中只能略具韵味而已,倘若全部写成苏白,读者固然不懂,鸠摩智和段誉加二要弄勿清爽哉。)
 
课内阅读则更是“查无此语”。去年夏天,还出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新闻:沪教版的小学二年级语文书上,把“外婆”改成了“姥姥”。上海市教委给出的答复是:“‘外婆’属于方言”。
 
所以完全能够理解《繁花》的出版缘何成为一场沪上狂欢——在北方文化占强势地位的今天,南方(比如江南地区)呈失语之态,或者用《繁花》里出现1500多次的吴语词汇来说,就是“不响”。
 
翻译成普通话,“不响”大约是“不说话”,但在不同语境里,又分别有“不想说”“不理解”“不知道”等多层含义。记得第一遍看《繁花》时,每读到“不响”,我就要停下来细细揣摩这里的意思,一旦反应过来,就颇有谜底揭开的快乐。
 
这是吴语的多样化魅力,只是面对“文化大一统”,终究只能是“不响”了。套用《粤语为何需要保卫》中的话来说:“吴语为何需要保卫”的问题,实际上就是“多样性为何需要保护”的问题。 我们总试图用某一种“唯一性”来取代其他形形色色的可能,但“唯一性”又恰恰是一座永远建不成的巴别塔。
 
大一的寒假,第一次过年回家,父母带我拜访久未见面的家族长辈。他们给我切水果,热络地询问在北京生活怎么样。我在脑海里用普通话过了一遍要说什么,正想翻译成方言(过去我就是这样和长辈交流的),却发现我的方言语料库空空荡荡。在北京的半年像把剃刀,把和家乡有关的一切全都剃平了。我涨红了脸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 
很久以后,我听到了上海乐队“顶楼的马戏团”一首叫做《海风》的民谣。歌里,男主唱用吴语发出真诚的疑问:“听说世界将会天下大同,请侬告诉吾,究竟想要吾哪恁做?”█